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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华文明的原生性无可辩驳

2016-5-5 19:45| 发布者: 卢荣军| 查看: 391| 评论: 0

摘要: 商代“王为般卜”龟甲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对中华文明 ...

商代“王为般卜”龟甲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下面我就讲讲中华文明的几个基本特点。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我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至少在10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活动。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公王岭和湖北郧县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也都接近或早于10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一些遗址,有的也可能接近200万年。从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猿人”,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北京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1万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以前祖先的生活方式。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其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等。这些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特征。

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历史依据,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近50年来,我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用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一是关于城市。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始建距今都已超过6000年。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分布更为广阔。二是关于文字。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是完备而成熟的文字。在商代之前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的陶器上,都发现有许多刻画的符号,特别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三是关于冶炼金属。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早在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河南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近50年来对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近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纵横交错的道路,大型宫殿建筑遗迹,青铜器冶铸、烧陶、制骨等手工作坊址和各类墓葬,出土了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玉器及各类陶器等,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形成。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这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也充分证明了中华远古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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