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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亡之后再无华夏!

2016-6-18 16:37| 发布者: 卢荣军| 查看: 359| 评论: 0

摘要: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崖山海战 宋朝覆亡,崖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 ...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崖山海战
        宋朝覆亡,崖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每个城市都遭遇屠城!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剩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持续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上百万人口逃到南方,排除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蒙元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的北方汉人。
       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00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
       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中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日本“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甚至不准满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自称“中国”(经激烈争论最后《马关条约》日文版最终表述“大清国”)。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宋祥兴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9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丞相陆秀夫携少帝赵昺(bǐng)殉海
       易衣冠、亡天下——“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大约此意吧。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在崖山海上,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内藤虎次郎 (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陈寅恪,江西九江人,1890年生于湖南,祖籍福建,曾就读于复旦、柏林、苏黎世、哈佛,通晓八国语言,先为清华大师,后教于牛津,学贯中西。家学深厚,全唐诗10万首都可倒背如流,晚年目盲后,全靠口述,出口成章,学生整理其听课笔记便成国学巨著。号称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蒋介石称之为国宝。1969年死于文革。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五胡乱华、蒙古侵宋、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时种族灭绝般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不说50年,有哪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的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忘了明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国产红夷大炮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所谓“康乾盛世”,实则是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时的日本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炮火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当然,哪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哪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华夏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不可能?我不敢说。“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清朝留长辫
      “辫子戏”在上演。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四库全书》也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辫子戏”仍在上演。《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所以说不准哪里天,媒体便会爆出“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皇军入关,日本人移民东北,加强了中日民族大融合。”、“日语教育乃文化输血,提高了国人的整体素质,给腐朽沉闷的中国文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细菌部队的研究成果乃中日两国劳动人民共同的科学成就。”
       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的?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千年的发展,华夏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宋代官员如是说。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火药技术都远远领先世界,西方人总是惊异日本的武士刀最锋利,可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冶铁技术是宋人传过去的,元朝严禁汉人炼铁,因而这些工艺失传;南宋的造船技术比18世纪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刚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惊叹道“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汉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中的,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元朝严禁汉人制造火药;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理宗罢免之。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大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纸币的流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茁壮成长,此时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低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1987年在广东南海发现,时隔20年之后,2007年12月22日整体出水,船体长30.4米,宽9.8米,高约4米,排水量约800吨,载重约400吨。2015年1月28日,经过7年的保护发掘,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现存位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满清在中国。信乎。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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