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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文化:武术德行思想的基因谱系

2017-6-5 22:29| 发布者: 卢荣军| 查看: 377| 评论: 0|原作者: 刘新伟 常朝阳

摘要: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墨家文化的有关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墨家文化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的形成有着极深的影响。另外本研究认为,挖掘武术文化中精神财富的潜质,实现由“术”至“道”的升华,对于武术的全球化发展具有积极 ...

墨家在先秦和儒家被称作“显学”,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和社会群体,其创始者是墨翟。其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所以主张的是兼爱、互利、平等、非攻、尚贤和节俭。但是由于当时战争的频繁,各地据力纷争,作为社会下层的墨家人士就想通过习武成为当时上层社会所需要的武士,从而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因此墨者主张非攻却又崇尚武力。一方面轻生死、重然诺,英勇无畏、精忠报国;另一方面“墨家弟子,均武艺高强、慷慨侠义之士”,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之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家思想终于成就了当时的侠士精神,同时对中国的武术德行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侠文化”是墨家思想的后裔

在先秦诸子中,儒墨都是一时之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由于墨子思想反映的是下层平民的利益,加上他的言论通俗易懂而且具体生动,很容易被广大劳动者所接受,墨学一出,便成为了显学。然而,儒墨后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孔子的儒学从汉武帝时就被定为一尊,二千多来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翟的墨学,在秦末汉初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于是有人说墨学是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罢黜了。然而,墨者想用自己的乌托邦式的“兼爱”思想建立一种“大同”的理想社会固然有悖于现实生活,可是它却代表了中国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大多数人们的愿望,这也就决定了墨家的思想不可能就此被沉淀到历史底层。事实上,墨家文化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找到了一种可以寄托自己精神的“侠文化”顽强的生存了下来,由“显学”变成了“隐学”。汉以后的“侠”便成为了墨家的精神后裔,墨家的思想精髓——“兼爱”,也就由“侠”秉承并延伸着。于是鲁迅先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明确的指出了“侠”与墨家文化的传承关系。

要想探讨墨与侠的关系,首先要能清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侠。海外学者田毓英是这样定义侠的:“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我认为这样的界定只是从人格思想上定义了侠的形象,而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侠”必须有高超的武艺作为实现这些信念的基础。而作为墨家思想信奉者的墨者几乎实现了“侠”所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冯友兰在《原儒墨》一文中认为墨家源自武士,即最初的侠。他们“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应该就是侠士的重要内核。《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他们自称是“墨者”,把自己的领袖称为巨子。墨家群体很重“任侠”,《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说上》解释道:“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所以,“任侠”之精神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慷慨悲壮,急他人之所急,必要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吕氏春秋》载:墨者孟胜率弟子为咸阳君守城,为行墨者之义,以身殉职,令人感慨的是随其殉死的弟子就有八十三人,两个去传命的弟子在完成使命后也赶回荆国殉死为巨子,成为了历史上侠义精神的典范。可见墨者就是当时侠义精神的代表,墨侠在战国中后期十分活跃,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对于人的行为规范,墨子认为“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墨子·法仪》)。“墨家则讲兼爱、贵义,主张任侠轻命,尚力尚强,不惜杀己以存天下,甚至赴汤蹈火,死不还踵而忠于人所托之事,墨家是儒家在现世的果敢行动者。墨子之徒果敢尚义的精神曾因‘救宋’的佳话留存后世。”

战国以来的侠士,基本继承了墨家的传统。豫让在复仇的过程中严格恪守游戏规则的做法,侯赢遵守信诺的面北自戕,聂政在行刺成功后的自毁容貌,荆柯行刺虽败后依然果敢。他们或怀恩报主,或行刺暴君,或不辱使命,或为人排忧解难,或杀身成仁,真正是天下缟素,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所为,皆有“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墨家的大智大勇的献身精神,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行为规范。

可见,墨家文化和中国古代的侠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侠文化是墨家文化的传承和演绎,它是在墨家文化失去政治地位后的精神依托。正是有了侠文化才使得墨家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得以生存,没有被历史摒弃,并在社会的发展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争得了发展的空间,保证了墨家文化在若干年后的今天还可以浮出水面,为人类传统文化的繁荣继续做出贡献。

2 侠与武的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武侠”一词,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侠”与“武”之间可谓“姐妹情长”,二者之间确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当火药还没有走进人们生活的时候,“武”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强者的代名词,也就是“侠”的象征。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武侠的前身应该是武士,在夏商周时代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可以保卫国家的武士,且有言可证:“国之大事,为祀与戎”。在古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就产生了祭祀以表达人们对自然界的尊敬和崇拜,既然国家把“祀”与“戎”并重,可见国家把培养武士放在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真正武侠的出现是在嗣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国之疆土分崩离析,割据争战,“自古英雄出乱世”,正是这种争战纷乱的土壤造就了英雄的辈出,武侠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严格意义上说,武侠是武士的进化产物。“为武士者,健勇而已。而为武侠,则除武艺高强之外,更具有豪迈无畏、扶危济困、惩恶扬善、重义守信、精忠报国等等品质与精神。”由此可见,武士与武侠虽有其尚武之共通点,但是二者不乏有差异之处。从其精神和思想来看,武侠更具有远大的思想抱负和卓识远见,思想的内涵也更为深邃,所以说武侠是武士历史进化的产物。

侠与武的结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以来,贵族传统是以“士”行武的,当时的“士”文武兼习。后来,由于政府的职位的变革,“士”也逐渐分为文士、武士和谋士。由于战争的需要,这些人被当时的“执国命者”看重,所以形成了当时的养士之风。他们中间偏重习武的便成了游侠、刺客了。因此,有人说:“侠是以往贵族武士的孑遗”。既然侠是武士的后裔,侠与武的渊源也就不言而喻,可以说所有侠都是以武著称的,他们就是武的寄托和象征。

春秋战国时代可算得上是侠士们行侠仗义的黄金时期。战国侠士朱亥袖中常携带四十斤大铁椎,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事件中曾一椎打死晋鄙,可谓武艺高强;燕太子丹利用荆柯刺杀秦王,虽因剑法不济未能行刺成功,可也非等闲之辈;相比荆柯而言,聂政可以称得上是侠中的高手,只用一剑就刺死了侠累,卫士一起来攻也未能奈何。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如此类的武艺高强的侠士不胜枚举,这也再次印证了侠与武有着密切的关系。韩非说“侠以武犯禁”,从韩非的言论中我们也可体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3 墨家文化中是武术德行思想形成的“基因谱系”

3.1 武术德行思想

武术德行思想包括两方面,即“德”和“行”。“德”是习武者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行”是习武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张志勇教授认为:崇德扬善、重义轻利、谦和含蓄和自强不息是武术德行思想的重要内涵,而“仁义”精神是其核心。周伟良教授指出:“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思想的侠义精神是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也是为习武者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由此可见,侠义思想所主张的“仁义”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慷慨悲壮,急他人之所急,必要时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将武术德行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

3.2 墨家文化是武术德行思想的生命之源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文化,而且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家思想的“主静”和“贵柔”则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根本理念,成就了中华传统的养生文化。就此而论,墨家文化的历史地位似乎有所逊色,但就武术德行思想的形成而言,它却是其思想的基因谱系和生命之源,是其形成过程中的主流文化。

孔子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大同思想是以调和各阶级矛盾,调整各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因此它得到的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宠爱。而武术产生于民间,再加上天性就有叛逆的一面,且《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由不得民间习武之风的兴盛,恨不得天下兵器“皆殓入仓”。由此看来,儒家思想要想成为武术德行思想形成的主流文化是不可能的。

老子是道家先驱,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是以明哲保身,互不干扰为基本目的的。《道德经》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充分说明了老子明哲保身的“贵己重生”思想,他认为世间的残杀和失败都是由“争”引起的。而武术思想提倡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敢为天下苍生谋福利,死而后已的大无畏精神。至此可见,道家要想成为中国武术思想形成的主流也是不可能的。

由墨翟创立的墨家思想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虽然在思想统治地位上不能和儒家、道家相抗衡,但它在一定的思想领域中却有自己的立命之基。墨子提出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是以人人平等,有财相分,有利互交,彼此互爱为基本目的的。并以‘尚同’、‘天志’的权威来实现这种均天下之利的普爱、平等。“侠”作为墨家思想的后裔,是实现墨家这种理想目标的精神依托。“‘侠’不仅是具有非凡武功的神秘人物,只此尚不足以被誉之为‘侠’。侠客与‘信’、‘义’、‘勇’三个道德范畴有着特殊的机密关系。”“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道德品质,墨子之徒组成一个类似宗教的群体,“言必行,行必果”是墨者必须遵守的一个信条。墨者敢以生命践行信义的精神使得墨家的信徒倍增,墨者的这种勇气常常被各国的君主作为“敢死队”进行利用,墨子率众救赵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墨者集团一个重要的凝聚力,尚勇重义,达信轻生确使墨者摒弃了尘世俗事的困扰。”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墨家的弟子均具有这些特点,他们精通武艺,并恪守信义,重人轻己,重义轻生,这正是中华文化两千余年来与武术有着紧密联系的‘武侠’的历史渊源。其侠义精神成为中华武术所推崇的武德的重要内容。墨子及其弟子实际上是传播武术及武德的身体力行者,墨子把‘善射御之士’列为诸贤之首以激励人们习武。墨家弟子均武艺高强、慷慨侠义,他们是历史上武侠精神的典范,对武术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可见,墨家思想的生活特点、行为方式和中国的武术德行思想极具亲和力。因为这两种文化生活的背景相同,它们的行为特点也极其相似。可以说墨家思想是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形成的基因谱系。

4 结论与建议

其一,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但若寻找诸子思想中与武术德行思想的联系,墨家当是最重要的角色。“侠文化”是墨家思想的后裔,侠与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术德行思想的内涵又是侠义精神的具体体现。由此看来,墨家文化成为武术德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主流文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二,墨家文化中的侠义精神所标榜的精神品质已经升华成为了一种社会道德。墨家思想以及其衍生的侠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武术的德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自然不会例外。墨子的“兼爱”思想和侠士的重诺守信、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施恩不图报的侠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武术德行思想所极力倡导的。以武术为媒介发扬这些传统美德,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日本人嘉纳治五朗将“柔术”改为“柔道”,实现了“由术至道”的转型,其实质就是突出了“术”的精神内涵,仅借以语言上的措词,利用汉字的不同搭配就提高了柔术品位,最终使得柔道成为世界瞩目的体育项目。而我国武术本身就具备这样的文化潜质,只是我们太过于强调“术”原因,使得中国的武术的文化内涵大打折扣。笔者认为,正确认识武术德行思想形成的文化环境,就其中契合现代文明的精神财富进行发扬,提高武术的文化品位,以推进武术全球化进程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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