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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一种涵义变来变去的道

2017-9-28 22:06| 发布者: 卢荣军| 查看: 98| 评论: 0

摘要: “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忠”与“死”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 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 ...
“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忠”与“死”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这种契约关系,常随世局变迁而有所修正。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非“为主君尽忠”。

“士道”与“叶隐”
       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传统武士”在江户时代转型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备治民才干,而不能仅仅只懂得杀伐。“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利,因为通过自己的楷模式的行为,让天下秩序归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职分。不过,江户政权用儒学改造“传统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仍在转型不成功的“传统武士”当中广泛而秘密地流传。《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转型做官僚。按该书的观点,所谓“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叶隐》反对儒学对死的意义的追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叶隐》也反对儒学用“义”来规范“忠”,作者明确表示:“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叶隐》是对“士道”的一种对抗。后者得到了当局的认可与推广,前者则被列入禁书,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不过,无论是“士道”里的“武士道”,还是《叶隐》里的“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历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过,而只是作者出于现实需要,进行的一种理想化的“提纯”。
 
图注:山鹿素行绘像
半遗忘状态
        旧时代的“武士道”,有两个特点——1、专属于“武士”这一特殊阶层;2、其效忠对象多元,数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故而,明治维新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无论是“士道”派,还是《叶隐》派,都难以被当局所接纳。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再度被激活,与明治后期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有直接关系。日清战争中,因为旅顺大屠杀,日本被西方媒体宣传为野蛮民族。作为辩护,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出版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学欧美,并成为基督徒。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优秀特质”,希望说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类似的优秀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武士道”,其内涵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日清战争打败了儒学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许多日本人因此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指导日本获胜。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重新宣扬,正好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要。1905年,新渡户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别召见,并获准向天皇献上《武士道》一书;同年,该书增订再版,风靡全国,新渡户稻造也成为“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遗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跃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备的美德。

井上哲次郎
        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初衷,虽然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西方人有的高贵道德,日本人也同样具备,不过,他对“武士道”的赞美仍有限度,认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故而,《武士道》一书虽被推崇,但还难以完全满足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本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发掘热情。这种心理需求,最终是由井上哲次郎来填补的。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同样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至于其何以“独一无二”,井上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与“神道”作为指导原理,所以,“影响从日本及于全世界,负有道义地统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还宣称:“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至于“武士道”的内涵,则无非“忠君爱国”四字而已。
 
图注:左,战后日本邮票上的新渡户稻造像;右:井上哲次郎
变幻多端的“武士道”
        综上。“武士道”究竟为何物,是模糊不清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因不同的需要而有着不同的涵义。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契约;江户时代,“士道”和《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遗忘;明治后期,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说“武士道”是日本赖以对抗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不是“武士”,而是学者和政客,在不断按照其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内涵;这种塑造,因为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又往往彼此冲突……现实政治必然选择最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解释。侵华战争期间,最受日本军界推崇的“武士道”,是《叶隐》一派。《叶隐》鼓吹“干脆利落地选择死”而反对去追寻这种死是否与“义”相合。“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战地,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带上《叶隐》”,正是东洋大学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给全体日本国民的“忠告”。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在《战阵训》里鼓励日军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二战结束后,推崇《叶隐》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为主旨是与西方沟通对话而非对抗,又重新成为“武士道”的主流,新渡户稻造的肖像,也被印在了货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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